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或許自孩提時代 (七十年代)，周遭的人已不斷提到我們身處的時代是屬於『後現代性』。後現代性是後現代社會經濟和政治結
構。但我們現在更多地提及『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顧名思義，乃是指後現代社會下的文化現象。
大概在我入讀中學以後，『後現代 -』這詞根又在記憶中被拉扯出來︰周遭的人又感嘆刻下我們閱讀、觀賞、理解及身處的文化、次文化、文化氛圍，以至於政治生態及社會生態，俱標誌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或充斥『後現代性』。
自此，筆者對「後現代性」、後現代主義，有著一種不能割離的情感，或更貼切一點︰關注。這關注也有點迫不得已的況味。因為，我可以不與「後現代」共融為一體嗎？
香港，前英國殖民地，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無論管治者從大英帝國過渡到奉行有社會主義經濟特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都沒法由自己的意願普選特首。現實是：統治者所製造的環境令我們一代又一代(被迫地)變成對政治冷感，只顧拼命掙錢。香港這前小小漁港，從來都只是全球其中一處最熱烈奉行資本主義的領域。政府告訴我們︰就是因為奉行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及自由經濟體系，我們才從漁港一躍而為世界有數的超級城市。而現今的“主人”中國政府，口裡稱奉行社會主義經濟，內心與靈魂，委實與一眾西方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度並無二致（當然只是指經濟發展上；絕對不是法治及民主體制上）。
就算我們由何人統治，香港作為地球村的一員都不免淪為資本主義下、其中一個沉溺於過度物質主義的領域。香港是一塊鼓吹過度物質主義的超級城市，現今的生活（約自二三十年代起），英國人為更有效地管治香港，港人早已不可能停留在農村社會的模式裡，而是由資本主義的帶動下，我們熱烈地走向追求物質及崇尚消費的生活型態。
『後現代性』在我們仍受著資本主義的掣肘的同時，早已悄然臨近。
當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仍熱烈地追捧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時，『後現代文化』已在八十年代後期翩然而至 (直到千禧年之後的再十年後, 即今日，香港的人口只能說已變成很多不同的人口板塊，基於收入，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及年紀各有差異，大家互為對立、影響；也造成了香港現時百家爭嗚的景象)。君不見由大眾文化（次文化）的發展、漸次崇尚個人或某特定群組品味的社交、文化交流方式，以至於各方面(如政治議題上)的多元化爭辯及「去中心化」的普羅文化中得到印證嗎？
在這意義上，我覺得香港遠比內地人要幸福得多。曾幾何時，現代主義者說要利用理性主義及科技發展讓人們得到自由與幸福，而共產主義甚至說讓勞動人民打倒資本家等吸血鬼，共享社會成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主義還不是變成了另一種的僵化制度嗎？這還不算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終極的退步？
最近，北京及上海率先響應中央訴求，立法要求微博新用戶要以真實姓名註冊(而現存用戶要修改註冊資料，無一倖免)。理由是為“更好地讓國家推行健康的網路文化云云...”。“健康”這兩個字真是可圈可點。政權者繼續肆意以“維穩”的理由把愚民政策進行到底，可愛復可惡的『後現代性』與中國從來也只能暗渡陣倉，未能把精神發揚光大。
我對「後現代性」及其衍生下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是帶著正面的態度。而社會的走向及後現代主義者從來都不會是單純的“從屬關係”，而是互相地催生、交替影響著彼此的演變。縱使在如此的意識形態下，難免會造成社會發展的動蕩不安，不過，社會的局面愈是陷於不穩定的狀態中，才有利更多的新思維及新方向出現。這是國家要變得更好的代價，但這當然不會是任何執政黨所希望面對的。他們只會因著自己政黨的利益繼續以欺詐的手段製造更多的歷史債務，又厚顏無恥地要之後的繼承人或人民為其償還(勞思光)。遠的如五四運動和年初的茉莉花革命，有哪一個政權不是源於民眾的訴求？當大家更願意埋首理解從現代性過渡到後現代性的歷史走向時，自會更加明白「維穩 / 穩定的局面 / 安定D繁榮」永遠是刻下當權者最想抓緊的價值觀。試問︰有誰個當權派甘願為下一位有潛質的在野黨鋪設改朝換代的康莊大道？
無論是我們自己，甚至下一代(八、九十代、千禧代)，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對社會生態及政治局面的看法，在互聯網科技的推波助瀾下，不同的團體得到了更廣泛更直接的表達、訴說、表述，意見的呈現及歸納顯得分化，整個社會的意見不會再出現一言堂的局面，這現象就是所謂的「去中心化 de-centered」(可幸也不至於發生兩極化)。過往以一整個族群的中心思想/ 價值觀之分享體系 (或曰community) 已一去不復返。各人有各人的理念，「個人化」的生活信仰得到從未如此的肯定。而個人化的越演越烈，背後便是後現代性的推動。就是因為追求individualism，這心態變成了集體念力，促使社會文化要趨於普及，社會風氣要趨於開放式，勢要脫離建制派的主流思想體系，創造專屬於自己(喜好)的精神文化。哪官它是high culture、popular art，還是兩者的混合(這樣也說明了，為何在後現代的文化裡，我們的媒體影像及文化藝術不會只設定高尚、純美的元素為唯一的表達主題，反而是低下階層、血腥、罪行、及人們的不幸成為了受歡迎的題材。)
當資本主義走到晚期，因此也是無可避免地讓後現代主義抬頭，成為現時社會中所謂於1977年以後出生的X世化、Y世代的信念。
後現代／後工業社會的特色之一是「晚資本社會」：大量的資本和商品以「全球化」的名義跨越國與國之間﹐直至滲遍生活中的每個角落﹐使世界各地都有跨國企業(globalization = colonisation?)。幾乎所有文化和人文活動被商品化。主導社會的是科研及相關的技術專業人士，而非人文科學學家。
對於由文化以至意識，就算不是實體(intangible)，資本家都希望令它們變成可換錢的產品，以及生活的不同面向性務必講求消費這種現實，早在四十年代由法蘭克福學派提出來加以批評。阿多諾(Adorno)及霍克海默(Horkheimer)最初提出了『理性工具之批判』，指出資本家/ 統治者最初宣稱利用科技提高人們生活的幸福，科技卻逐漸淪為資本家歛財的工具。工業技術被利用去創造及提高商品生產效率，“mass production” 成為了流行的經濟模式。文化、小說、以至影音產品等等同被列為快速消費性產品(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旨在迅速地吸納最大群的消費者(在現代社會，大概是四十年代後期以至六、七十年代，我相信所謂文化產業仍屬於中產階級及以上的消閒產品)。而又為了保持利潤繼續增長，資本家及被其收賣了的科學家，自行閉門造車設定一年又一年的潮流，令人的生活變得如飲鴆止渴，難以不去消費，難以不去膜拜物質。如果以特立獨行的態度，抗拒潮流文化，在資本主義仍盛行的時代裡實在是匪夷所思。我希望在以後的段落才提出討論。
全面商品化的社會。
人活在族群裡，被去個人化，是羊群裡的其中一員。為了迎命主流，為了留於安全區不被異化，唯有乖乖奉上金錢、過著人云亦云的生活。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我認為與後於他們出現的後現代學派學者在理念上極為類近 – 譬如詹明信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理則或邏輯》一書中(1991)便有提及到文化全面商品化。
資本主義自十八世紀一路伴隨著工業發展席捲全球，世界列強的統治者利用了理性主義的崇高又遙遠的概念，告訴人們「現代化」已經來臨。「現代」的繁盛有賴於『科技』、『理性』的匡扶，強調可令人們從封建時代走出來，人，可以開始擁有自主性。人民可透過科學的方法及理性的運用（其實是工具理性之運用而已），建立幸福及一整個和諧的生命整體。十九世紀之後，工業革命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又及至二十世紀，現代人無不備受『現代化主義』的催眠，我們對於現代主義的冀盼曾經何時到達了頂峰。人類深信現代主義仍舊恪守承諾有能力有使命有願景透過科技發展和工業創革，為大家改善生活品質。只可惜，這種奉信，無可避免地使人類又陷入了與封建時代或前啟蒙時代並無分別的迷思裡，成為人們的迷信。我們對啟蒙時代鼓吹的理想主義趨之若騖，因此，對資本家以“數據”合理化一切的現狀視若無睹。統治者教育我們從自身、生活、理想，到生活中的各種面向，以數字化去釐定成敗絕無不妥。工作的成功，學業的成功，以至公司/企業的成功、國家發展的成功，全以數字及不斷向前上升的數字作為“唯一”驗證成敗的量尺。
諷刺地，資本主義的魔性同時催生了馬列主義的產生。其對資本家的勞動階層的剝削作出了具前瞻性及最深刻的批判。在政治實務上，從沒有一位哲學家能像馬克思一樣具如此的影響力(後現代主義學家詹明信便被廣泛地認為是新馬克思主義者Neo-Marxist)。他是歷史的唯物主義者。他強調一個社會的經濟力量才是造成改變、推演歷史變化的因素。他以“幽靈在歐洲橫行”來作為他與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合撰的《共產主義宣言》的第一句。這一句正撼動了一直旨在榨乾人民血淚及尊嚴的資本家們的內心。我相信也是自馬克思開始，整個歐洲社會以至後來的亞洲，人們慢慢地又逐漸有意識地反思現代主義的本質。自十八世紀以來，大家似乎都沒有真的在社會的現代化制度中獲得物質上的滿足(更遑論是心靈上)。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勞動階級是為了替老闆(即資本家)工作而已。我們替別人作嫁衣裳，但老闆獲取了巨利，自己絲毫沾不上共享的份兒。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工等於是社會階級下的奴隸。工人把幸勞連同他整個人的尊嚴都奉獻給中產階級。更要命的是，我們賺到的，又要應付生活的各種所需。我們除了把薪金支付各種基本生活支出外，還要再奉獻資本家“為”我們勞動階級悉心炮製的消費性產品。這些無論是看得見的、不看得見的商品，全是資本家的發明。他們旨在為自己的企業牟取暴利，而絕非當初的崇高理想︰替人們謀取幸福。於是，“一份工作”變得不可或缺，它繼續是乏味卻又關鍵的“營生工具”，我們像機器的其中一個環節，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被重視又不斷被剝削，既是“打工仔”又像難以戒除毒癮的消費者。那我想問，這種永無休止看似存在著因果關係的現代人生活模態，哪有半點的理性存在 (ç 其實這百年來的境況，與現時的香港又有何分別？香港式的都市生活是一種精神上的退步。)？
阿多諾及霍克海默在一九四七年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其中之章節︰【文化工業︰啟蒙是集體欺騙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對資本主義及其塑造的旨在麻醉人心的(流行)文化工業提出了極尖銳批評。這學派早於四十年代後期、未到五十年代的批評, 連六十年後的今日看來，也是毫不過時。 我相信他們的前瞻性討論及看穿現代性的陰暗面，不啻是替後現代文化現像思想家、批判者及相關文化的奠基者帶來重要的靈感。故此我想在這篇主要討論後現代文化的論文也仍舊提及法蘭克福學派部分對社會生態的討論。
阿氏及霍氏指文化產業界缺乏內外批評性，它們的外表雖看似不太一樣，其實都是倒模下毫無個性、毫無內涵的產品。人們被文化界的媒體及廣告操縱想法。更危險的是︰個人在產品及主流的消費主義的洗腦下，連對生活的看法及個人的價值觀也被嚴重操控；以付費方式取得的感官愉悅讓人變得易於被騙，溫馴，麻木，因而對刻下的生活真實性視若無睹。他們在文章裡指：「『大家都收到標準性消費品。』 但這是假個體化及同質化現象。這種大型文化威脅到更具深度的藝術產業。文化產業製造資本主義的供給需求，但這些都是假的。資本主義的問題就是讓真假需求都在市場上，讓我們是非不分︰
“Yet the city housing projects designed to perpetuate the individual as a supposedly independent unit in a small hygienic dwelling make him all the more subservient to his adversary – the absolute power of capitalism. .. Under monopoly all mass culture is identical, and the lines of its artificial framework begin to show through. The people at the top are no longer so interested in concealing monopoly... Movies and radio need no longer pretend to be art. The truth that they are just business is made into an ideology in order to justify the rubbish they deliberately produce. …It has made the technology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no more than the achievement of standardization and mass production…The need which might resist central control has already been suppressed by the control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47)
這現象與咱們崇拜不已的蘋果產品及對其剛去世的集團主席Steve Jobs的迷戀有所分別？世界各地的蘋果迷還不是對不斷推出又不見得需要更換得如此頻繁的Apple 產品趨之若騖？在不少於三年間蘋果智能手機的版本已由Iphone 3, 發展到4s及Iphone 5等；而平板電腦又由IPad 1一路急速發展到盛傳明年推出的iPad 5! 因此筆者毫不欣賞Steve Jobs，他根本與阿多諾等人眼中的資本家並無分別，更枉他曾潛心修練過佛學，但這又是題外話！
而我較熟悉的中國又如何？中國現時的境況，幾經資本主義及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經濟系統洗禮下中國現時所經歷的，同樣是社會上、市場上各路文化產品被全盤商品化、被消費主義全面攻略的時代。早從八十年代，已有不少作者“下海從商”，而不跟主流的理論型知識份子 (如前述) 則不斷被異化，只因他們未能讓自己的學識被商品化。凡此種種不正正是後現代社會的狀況之一嗎？
除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理性工具批判及提出的「集体文化欺騙論」，李歐塔在《後現代狀況︰有關知識之研究報告》一書中，他同樣對「知識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 of knowledge」也作出嚴厲批評。譬如知識供應者與使用者的關係，愈來愈變成商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供求關係。這在香港例子多不勝數，譬如套入的關係可以變為補習天王 [知識供應者] 與 使用者 [學生] 。有一句非常警世︰知識不再以知識本身為最高目的，反而是以其價值。
另一位大師詹明信在其《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中指，在發展至第三階段的「晚期資本主義」或「跨國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中(極端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主要特徵是「無深層意義」（depthlessness）、文化商品化 (因此他的說法又與前輩法蘭克福派的阿多諾等人何其相近！)
晚資本主義的社會困局VS後現代文化的愈演愈烈。
活於廿二世紀的人，縱使有著一群盲目追捧某些品牌的瘋狂人士 (如上述蘋果迷)，也總有不同的族群同時存在。在後現代的社會裡，我們與活於資本主義鼎盛時期的“現代人”有所不同的是，我們容納了很多擁有不同理念及價值觀的人。亦即是，當某些人作為某品牌 / 某生活形態 / 某政治取態的追隨著的同時，總有另一些勇於不作妥協的非主流族群對此作出嘲弄及/或保持另一種的抗衡性態度。這也是哲學家總說在社會裡每當出現一種力量 / 理念 / 價值觀/ 假設 (hypothesis)，總會有另一股力量與之相對，形成緊張的辯證關係。這個就是真理。而筆者是認為一個人的價值及其可發揮的潛力，遠較講求社會總體性的理念要有道理得多。故此，我是強烈地不同意黑格爾的有關「世界精神」的想法的。事實上，他的這種思想往往更容易被魔性的政客加以利用，成為兼併別國的理據。
因此如前述，我對『後現代性』抱有正面的態度，在於我深信亦看到了經常以快速變化、多元化及殘缺性模態出現的『後現代主義』，反而能讓年輕人對政權、對科技、對主流文化及資本家持有更冷靜的看法。起碼，不知從哪時開始 (也許從我們這幫七十後吧？)，我們比較不會那麼輕易迷信於科技。要知道，科技及其背後的資本家，曾經像極了為贏取選票的政客，承諾為我們締造從沒有實現過的幸福生活。
如今我們正從現代化的夢魘中驚醒了，活於後現代的人，我們比上一代更不耐煩，更容易及更理直氣壯地對不公義的現狀提出尖銳批評。
而『後現代時代(post-Modern Age) 』這一詞應首推由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引入。
“他認為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之交，西方歷史已經離開了現代世界，並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米爾斯，亦有以“後現時代”為緊隨現代而至的新歷史階段之看法。…理性以科技理性和科層組織理性的發展為主；但這一樣態的理性發展，並沒有促進個人自由與幸福，反而成為暴政和對個人的操縱與剝奪的手段。故此，“後現代”其實是啟蒙運動的理想 – 理性與自由的發展相輔相成 – 的破產。米爾斯這種看法，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之批判” 思路相近，但亦沒有繼續發展出一套宏觀後現代理論。” (劉國英, 2001, 126-7)
身處二零一一年的今日，我們的科技要比起上述的任何一個年代更加昌明。不過，科技的發達沒有令我們出現一處真正安全的地方安居樂業 (自九一一後這種恐懼自是更明顯)；反之，科技使得軍武日新月異，因此世界戰事變得更頻繁；北韓最近死了個人人得而誅之的大魔頭金正日，鄰近的南韓人、日本人以至中國政府立即活於恐慌，深怕朝鮮政府不知何時發射核彈；科技也沒有讓我們比古人聰明，因為城市的運作需要效率，企業家不需要不一樣的人，每一個學生都從倒模一樣的教育制度出來；儘管基因學家聲稱有能力培植更強的農作物，不過今天仍有上千萬的人得不到溫飽。科技不能解除人們內心永無休止的惶恐，儘管醫學已有極大的突破，但仍未能治癒愛滋病。科技不僅不能帶來更美好的改變︰無必要的戰爭、醫學上、軍武上、非民事用途的科技發展，就是因為科學家早已淪為資本家、統治者資助的屬下。這困境也源於大學及科研人員需要資金營運，在因循關係下，變成了學術機構無法純粹地只教授學識，而必須與金錢掛勾。
後現代主義者不願再依附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因為建制派已瞞騙了人民凡幾百年。現代主義因此被逐步唾棄。人們只希望從「批判性」及「質疑性」的態度介入社會各層面。
後現代主義者相信，理性及科技已經變得不可信任。我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性、質疑性、反叛性，甚至更誇張一點，顛覆性。
這當然也帶來了麻煩及負面的方面。因為無可否認，這世界已變得沒有唯一的真理可供依靠。
後現代主義者不再認為「理性」、「科學」、「客觀」、「數字」等等是真理唯一的判定。
更甚的是，後現代主義也質疑是否真有客觀的理性存在。我們沉溺在不能停止又涵義其多的訊息裡。「客觀」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被奉若神明，更遑論我們再信奉唯一的真理了。
「真理在哪裡？」
應該是現今社會在科學上、宗教上、社會學家以至於政治持份者所普持的困惑。李歐塔在其《後現代情景：知識報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一書中，其對後現代的定義說成是︰「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已經死亡。」換言之，我們的社會已失去了「真理」。李氏甚至進一步指︰「現在的世界，追求效率變成了唯一的真理。因此，假若科學產品能在某個領域作出了最具效能的作用，它就是真理。」
這就是李歐塔的︰“知識由昔日的「自我合法化」轉向「運作效能合法化」”的論調。這在前段已有提及，即知識不再以知識本身為最高目的，反而是以其價值為依歸。
而吊詭的是，和李歐塔勉強同時代但風馬牛不相及的前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不就是有一句意思相近的名言嗎︰
「不管是黑貓白貓，抓到賊的便是好貓。」
“所以只會有更多人認同︰「後現代主義否認真理的存在」、「後現代主義是反科學的。」” (劉國英,2001, 135)
後現代主義的出路。
我們從對現代主義、資本主義的迷戀中醒來，正式踏進了意義浮動的多元化視野中。因為理性主義的破產，我們摒棄了對這個社會所懷著的「總體性 totality」的期盼。以前，現代主義/ 資本主義叫世人馴服於一個中心 / 整体性，但轉移到後現代時，我們便主張“沒中心”，只有多元的可能性(= 相對主義；建制派VS泛民派VS民粹主義VS中間路線等等)。而後現代主義的特色之一，正正是它刻意不願使任何事物俱被「客觀化」。
我們身處的後現代主義及這主義下的社會，我們所見的事物總呈現浮動性、多元化、混合性又殘缺不存(fragmentation)。同時間，既然連真理都“守不住”，我們也在懷疑歷史。也因此，我們對德希達(Derrida)所提出的嶄新的解構主義驚為天人。他的「解構論」也主導了後現代的演繹，更具体地告訴我們何謂「去中心化」之法。基本上，德氏想消除「原道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他說要在真實的事物與我們語言之間畫出一條清楚的線，那是不可能的。
初接觸「解構主義」時，我感到難以理解。後反覆細味了其著名的《Differance》，卻使我覺得解構主義甚為實用。譬如，我會用「解構主義」嘗試“解構”影星周星馳近期公開支持唐英年競選特首的一番表述。那是一件非常有趣又夠生活化的“個人溫習”。按德氏的意思，任何書寫而成的內容(即TEXT文本。但我認為除了文本外，具政治意味的SPEECH也應被包括) ，都會傳達作者不曾表達或根本不想表達的意思 (=可以套到周星馳的支持唐唐論嗎？)。
不過，到底後現代主義及其思想家又是否贊同社會要走回保守主義？
有人或對後現代的理論家、批評家、思想家不屑一顧。認定他們對『現代主義』或啟蒙主義／文化提出諸多批判，旨在推翻文明。這一點，筆者是全然不同意的。
「後/ post」這詞根，本質上就不是為了“延續”『現代』而來，反之，是帶著反動性而來，是載負著超越或至少遠離於現代化社會的文化的意義。
又如另一位後現代大師傅柯一樣，他對「社會的發展有如監獄模式」的現象大加鞭撻，傅氏指被統治者利用的「真理」甚至可以用來支持鎮壓 (= 這直如中國共產黨慣常的技倆︰穩定壓倒真理。維穩才是王道。傅柯指，現今所謂的「客觀真理」或「道德想法」開該要受到挑戰)。
在世界被擅用“欺詐手法”的政客統治下 (像普京此等無恥之徒)，這些思想家絕不是要鼓吹社會走回古代。反而是他(們)寧願被標籤為「離經叛道者」也本著以哲人的良心，率先對現代主義及其種種衍生的不公義、病态性與扭曲面貌提出尖銳批判。如果我們害怕被標籤為異化者，因而昧著良心如行屍走肉一路下去，我們與真正的囚犯有何分別？我們實在也應該多謝傅柯大膽的分析。他們提供了不容於主流的意見，為現世人提供了理論基础以對照刻下現況。
保持批判性及質疑表像的「理所當然」性，本應值得鼓勵。我想說，中國的知識份子、良心犯，他們的處境又是如何的凶險？
從哲學的觀點看︰如有兩個觀念出現，這二者之間永遠會存在著一種辯證式的緊張關係。例如︰親政府立場與反政府立場。故此，有當權者必有反對派。社會統治者再用維穩的論調一統天下，理應遭天下人的唾棄。
當然，後現代主義困囿於太多繁雜的不穩定性，也使得我們必須多作思考。而我們不是已厭倦了資本主義的麻木不仁嗎？現代主義鼓吹我們追求一致性和總体性，也因此反過來阻礙了個人作出反思的潛質。
我們需要的，是有自覺性，懂得作出批判性思考，而不是being indifferent or being tolerant；要以勇氣、以特立獨行的態度“解構”眼前種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
後現代的批判有其負面的影響，更有其正面的貢獻。縱使我們面對百家爭嗚的萬千知識景觀中，也對於各種關乎真實的事各有不同的解釋(=觀點)，但這並不表示，後現代的思想家如李歐塔等人，在其著作中叫我們放棄重新找尋「真、善、美」的最終判準。
如果世上有任何一種教派叫我們放棄普世真理的信念，那應該是邪教，那就不屑一顧了。我沒有能力說到底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或所謂的後結構主義者除了批判外，還提供了什麼實質的方案讓為政者參考；但至少，正如我之前所說，他們提供了一種反式思維。這當中有一個作用已經達到︰在一大幫成千上萬的羊群裡，因為受到了某位哲學家大膽言論的衝擊，牠不想在面向死亡的列隊中乖乖就範。牠想離隊，至少也可以透過冷靜的態度，跟主流保持距離。
以下是詹明信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為我們提議可做的方法，其語調甚為積極︰
“An aesthetic of cognitive mapping--a pedagogical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seeks to endow the individual subject with some new heightened sense of its place in the global system…in which we may again begin to grasp our positioning a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ubjects and regain a capacity to act and struggle which is at present neutralized by our spatial as well as our social confusion. The political form of postmodernism, if there ever is any, will have as its vocation the invention and projection of a global cognitive mapping, on a social as well as a spatial scale.”
“我們要堅持守望在跨國性的世界空間裡…我們在這後現代空間，必須為自我及集體主體的位置重新界定，進而積極奮鬥及爭取因為空間性及社會的混亂特質而被減淡了的戰鬥力 .. .假如我們確能發展一種具真正政治效用的後現代主義，我們必須在社會和空間的層面上發展一種全球性的“認知繪圖”。”
這認知繪圖如果套用到俄羅斯的例子上，是否人民透過“認知繪圖”知道了自己在時代裡的定位，從而作出了其一方法︰打破沉默，衝向面對克宮的某個大廣場，敢於向行為跡近無賴的普京說不？再然後的下一步是︰組織政黨，至少令普氏的連任雄圖偉略增添變數？
REFERENCE / 參考書目
1. Jameson, F, 1991,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in Cahoone, L (ed.),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UK
2. 劉國英 2001, ‘超越現代、捨棄現代、還是現代的再出發？--李歐塔的後現代哲學’, 社會倫理學報, 第4卷, 第一期, 121-146頁
3. Horkheimer, M. & Adorno, T.W., 1973,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Eng. trans. J. Cumming, London : Verso, London, pp. 120-135.
4. Lyotard, J, 197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in Cahoone, L (ed.),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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