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狀態

 

康德曾提出有關「理性之公共運用與理性之私自運用」的討論。前者是指以學者的身份，以公眾利益之名、以自己人格發言，不向任何權威賣帳，以公民身份面向公眾發言。

但在香港，又有多少人做到？

或多少人願意這樣做？現在的報章各有立場。譬如反共，他們就只會歡迎合其立場的評論員及政客撰寫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式的社評；反之，親政府的傳媒亦然。危險的是，大家都靠邊站，彷彿不懂有灰色地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代表某政黨的黨魁、代表某組織的主席，因要堅守團體利益，只以官式身份發言，明知其建議未必為民眾帶來最大的幸福，甚至可能對公眾構成某些後果也死守立場。

他們這種行為就是理性之私自運用了。世界上也許只有最沒有利益覊絆的文人雅士，才敢以公民的身份向公眾發言。像劉曉波，為改善國家發展、為啟發民眾的思考提出無私的意見，這就是理性之公共運用了。

我們愈明白資本社會的運作，愈理解政治人物背後為利益團體斡旋，我們愈不該對所謂的公共人物有所期待。再多的期望也是徒然的。我這說法並不是全然消極的。我講過，做一個人，如只懂得靠邊站、甘做某政治力量的應聲蟲是何等危險的事。那是一個在思想上處於「未成年」狀態的人。你表面上很 有勇氣上街遊行，甚至坐在十字路口上，以堵塞交通、捉弄警察為樂，但這只反映到你根本沒有改善社會的勇氣。因為你沒法克服崇拜權威的心態，你沒法獨立地思考和使用理性客觀地研社會的現狀。